“1990年冬天落脚天山脚下快五年了，遥远的故乡出现在梦中，黑压压奔腾而来，化作马群和鹰，凝固成青铜大方鼎，悠长的啸声成为古老传说中的凤鸣，故乡一下清晰起来，醒来后我写下了‘百鸟朝凤’四个字，初稿于 1990 年冬天的石河子与奎屯。”
阔别故土后的红柯把浓浓的乡思幻化成奇特的梦境，将目光投回故土，以其故乡陕西渭河流域为背景，吟唱了乡音缭绕的人生悲歌。
《百鸟朝凤》是带着一种哲学期待的：探寻具有神性价值却无可寄托的人间性。
历史与现实交织着呈现，两条时间跨度足够大的线索并行不悖：以渭北师范的姜永年老师、学生周长元、侄子姜发梁的悲哀人生，呈现现实的磨难坎坷；明朝陕西、湖北布政使姜天正、川鄂布政使曹玉林兄弟的悲剧故事，再现官场的跌宕险恶，丰富明朝历史的记忆。
初读小说的感受是混沌一片，眼前只有一大片白茫茫的文字，连带着一串影子：人的影子、佛的影子、寺庙的影子、也有皇宫的影子，连同一颗颗人头落地的刀光剑影。这些全都粘在了一起，好像一块血肉模糊的纱布。
最初以为是小说的线索太芜杂，故事太跳跃，太多头绪缠在一起好像一团乱麻，然而仔细一想，这或许才是对历史文化底蕴无限深厚的三秦大地最准确的书写。事实上，这些民间叙述的背后，一直伫立着《百鸟朝凤》中民间血脉的丰富魂灵——雄踞于世的三秦文化。
英雄人杰的内涵在这里发生了变化，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和作者的文本中，以一己之身在人世逗留片刻的都应该算雄杰。人与自然的关系依然成为红柯的关注点， 征服与敬畏、善行与横暴等悖论学理暗含了人与社会、人际之间的睦邻策略追问。
《百鸟朝凤》诉说的人物与故事，大部分与现代生活无关，对许多人而言，遥远而陌生。那恍如隔世的淡淡衷诉，西部子弟执着生存的跋涉与高贵，却赋予作家的文学思想和表达更具现代性。
它为读者展现一幅流水般的画卷，人间冷暖、人生悲喜，均凝聚在画卷之中；在挽歌般的一唱三叹中，原上岐山成了一段凄美的历史寓言。
红柯是深刻的，他的深刻不在崇高，而是对崇高的发现，在于对一种古老民族文化的当代发掘。他以西部书写的另一种极致，所煽起的风尘，绝不会短暂消逝。
红柯追求纯粹的精神意义，使《百鸟朝凤》这部殚精竭虑推出的作品， 成为一部厚积厚发的具有史诗品质的佳作，把他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展示得淋漓尽致。
红柯世界的想象性和梦幻性是远离利益化尘嚣以及文学的实用主义的,它并不作为现实的工具性和表面性依附而存在，既不将文学作为获取利益想象的工具,也不将文学作为宜传利益想象的工具。
红柯的童话化世界以现代人的身份,代表着现代文明,去体验和感受着一种想象化、梦幻化的诗性生存方式,这种诗性生存无法等同于实际生存,它永远是在梦幻中的,永远只在精神现象的层面出现。
在这本书里面，万物与人共同一致的纯粹和天真感，产生一种强大的对生命的敬畏。在红柯的诗性生存精神里,纯粹和天真是可敬畏的，它是世间唯一什么也不能战胜的,当你真正纯粹之时,世间就没有能超越你、奈何你的力量了。
生命可以幻化,可以化为物、化为精灵、化出童话、化出神奇,生命就获得了敬畏。红柯的叙事表面是敬畏自然,但生命像自然一样纯粹和天真时,生命获得了像敬畏自然一样的对生命的敬畏。
红柯的人物具有的生命渴望,可以强大到使他把自己想象成不同的东西,想象成另一种生物而在死亡中重新获得生命。
红柯希冀通过小说传达生命之高贵和永恒：当生与死、人与宇宙没有了疆界,并相互伴随成为对方的影像时,真正的自由和永恒就诞生了。
（编辑：陈质晶 审核：冯连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