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培养 论编辑的学养

我国每年出版的图书品种已经超过40万，十年来的增幅超过60%，^［1］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但数量激增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比如图书有数量缺质量、图书短命化等。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见仁见智，但归根到底都与编辑有关，因为每一本书的出版都经过编辑之手。是打造精品经典，还是制造快餐泡沫，这是当前出版业不能回避的问题，由此也引出编辑的学养这一话题。

一、编辑的学术担当

学养是指学问和修养，学问包括知识的专深和广博，修养则指品位与境界。编辑是否要具备专深和广博的知识，现在仍有不同认识。近年来出版界浮躁，表现之一就是认为能赚钱的就是好编辑，不仅社会，就连出版业界也对编辑的内涵改变了看法，以赚钱为首要目标，视学问知识为累赘，将浮躁喧哗看做时髦，把沉潜积累讥讽为落伍。老编辑忽视知识的更新和积累，新编辑则无所畏惧，选题无禁区，编稿无底线，致使书稿的学术味越来越淡，知识变得无足轻重，这样的图书必定短命速朽，遑论经典传世！前几年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庆典会上，有学者说现在60%、70%的书可出可不出，有学者甚至从个人的选择标准看，认为90%的书可出可不出。^［2］此话令人汗颜，却也点中出版的软肋，触到编辑的疼处。，认为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其实其他类图书何尝不是如此。近些年出版界一味追逐利润，扩大规模，多元化经营，却忘记了出版承载学术的神圣使命，淡漠了出版传承知识和文化的基本功能，甚至将业界前辈的言行视为迂腐。没有了学术担当和知识底蕴，最终使一些编辑滑向苍白和低俗，变得迷茫和势利，向浅薄、娱乐、愚昧和金钱投降。

人们敬畏编辑，首先是敬畏编辑职业，进而敬畏编辑人，如果我们的编辑丢弃职业内涵，背离职业操守，那么，得到的将不再是“敬畏”，很可能是轻蔑甚至唾弃。明白这层道理，编辑也应该有所敬畏，敬畏文化，敬畏学术，敬畏职业的神圣。杨牧之在谈到编辑的文化修养时，曾引于干关于编辑要成为“T”型人才的观点，“T”的上面一横代表知识的广博，下面一竖代表知识的专深。因为“投来的书稿又是五花八门，什么方面的内容都有，所以要博。但是又要对某一个学科、某一个专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甚至成为某一个学科、某一个专业的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3］

知识的广博容易理解。编校质量大面积下滑，知识性错误屡屡出现，其中有编辑粗疏的原因，更多的是编辑知识面狭窄或知识储备不足，如引李密《陈情表》其中一段话，除了衍文和丢字，又将“是以区区不能废远”一句落掉；将《病梅馆记》的作者说成方苞；引陶渊明《归园田居》之三前四句，成了“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两句不翼而飞；，句句有错误；说到王国维“三境界”，其三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更有将严肃的学术著作搞得错误频出，千疮百孔。^［4］试想，编辑的知识若是广博，怎会出现如此低级错误？

编辑学问的专深，业界多以周振甫为例。他担任《谈艺录》《管锥编》的责任编辑，深得钱锺书称赞：“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小叩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5］钱锺书的著作，博大精深，融贯古今中外。周振甫审读《管锥编》第一批原稿《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三部分共17万字，竟写出一份数万字、多达38页的审读报告。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难以胜任《管锥编》责编。人民出版社的邓蜀生也是典型的学者型编辑。他不仅是资深编辑，也是美国史专家。他为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做责任编辑，写下的审读意见多达78页。这份审读报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显示出邓蜀生深厚的学术功底。他曾说过，要编好书，必须知书，要深入下去，知识却要尽可能广博，还应成为所从事工作的某一方面的内行。^［6］

还有一个中华书局出版《苏轼诗集》得到吕叔湘指正的例子，也能说明编辑学问的重要性。《苏轼诗集》于1982年出版后，学术界好评如潮。在一片赞扬声中，编辑部却得知吕叔湘先生对此书提出若干意见，在他批阅的《苏轼诗集》第四、第五、第六共三册书上，批改意见达120余条，涉及人名、地名、官名、史实、佛典、经传引文等，令编辑和整理者铭佩无已。试举一例：苏轼《书刘景文所藏宗少文一笔画》诗“何需郭忠恕，匹素画缫车”句下施注引《图画见闻志》云：“忠恕画一草角小童持线车，纸穷处，作风鸢，中引一线，长数丈。”吕叔湘在手头并无善本参校的情况下，径改“草”为“丱”。经查，原文确系“丱角”。“草角”费解，“丱角”是形容儿童束发成两角的样子。其原因，是先将“丱”误排为“艸”，形近而讹，继而又将“艸”转换成“草”，遂有“草角”之误。吕先生的指正，“令作者及校编人员汗颜”。^［7］

或以为以上所举之例皆为学术图书，故编辑为学者型当无异议，其实一般图书从策划到编辑加工，仍需专深和广博知识做基础。三联书店原总编李昕讲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高贤均的例子。徐贵祥写完《历史的天空》后，交给两家出版社都被退稿，呈送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个编辑仍然拿不准，最后请示副总编高贤均。一周后，高贤均请徐贵祥来出版社面谈，他激情澎湃，神采飞扬，双手舞动着讲了一个多小时，对书稿给予高度评价，并预测出版后要获大奖。果然，《历史的天空》出版后共获得四个大奖，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8］高贤均的判断力，有编辑激情的因素，但最主要的，我以为是他的学术积淀和知识的广博。《历史的天空》涉及当时国共关系的敏感话题，这致使有的出版社退稿或拿不准，高贤均的肯定，源于他的判断力和前瞻性，而判断力和前瞻性又来自他学术的专深和知识的广博，激情只是学术自信和知识丰厚的外在表现。高贤均在上个世纪恢复高考时考入北京大学，入学前已经背过英汉、俄汉两部词典，中学时代已经读完《鲁迅全集》。李昕说高贤均的“学识、修养非常让我们佩服”，就是指高贤均作为一名编辑的深厚学养。

提倡学者型编辑，并非将编辑变成科研人员，其本质工作还是编辑。但有学术功底的编辑，能将知识升华为思想和智慧，洞晓某一学科前沿的发展现状，进而增加图书的学术内蕴和知识含量。杨牧之说过：“稿子特别多，忙不过来，或者因为学科专业性强，难以把握，请别人帮助审读。这也是编辑可以采取的一个办法。这里面我们应该做什么工作？我们要选择好外审，我们要做权衡，做比较，要站在整个学术的前沿判断专家提出来的意见。作为一个编辑，就要比他们站得高。”^［9］站得比专家还要高，这就是编辑知识的深厚与广博。一个编辑，他可以不留下学术成果，但必须在责编的图书里留下自己学术思考的印记和知识广博的标识。

二、编辑的文化情怀

我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文化影响还远远不够，与我国的形象很不相称。要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出版工作责任重大。，出版是最有文化品位的行业，社会上文化传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出版业，虽然文化传播有十一二种产品，但广播电视一个小时就没了，互联网一闪而过，只有出版是永恒的产品，是国家文明历史记录、民族记忆的最好的载体。出版首先是文化的，其次才是产业的，如果产业做大而丢失了文化内核，就是失败的。所以现在不是出版赚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如何使文化内涵丰富、厚重的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出版提升文化的核心竞争力，进而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以学术出版为例，与世界出版强国相比，我国出版物的学术影响力还有很大差距。魏玉山曾指出：“学术出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学术精神和学术成果的重要体现。观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是否发达，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看其学术著作的质量和数量，看其学术著作被其他国家引进、购买的品种和数量。世界上的出版强国，首先是学术出版强国。”^［10］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其精品学术著作和教材驰誉全球，这些精品出版物85%的市场在英国以外，内容的创新和厚重赢得了众多的版权。美国的《芝加哥手册》从1906年第1版做起，到2012年已经做到第16版，真正是百年经典，传世久远。德国的费利克斯· 迈纳出版社以学术立社，这个只有8位员工的小社却拥有800种再版书，全部是哲学经典著作。瑞士《新苏黎世报》称其为“在哲学出版界久负盛名的出版社之一”。世界著名的科学文献出版公司之一——爱思唯尔，在海外市场的扩展计划中，预计到2020年中国市场将占全球市场的第一位。反观我国的学术出版，却是数量虽多，高质量的却很少，学术垃圾、平庸书占了很大比例，有些书一出版即宣告死亡，职称书、结项书以及用钱换来的学术著作只在很小范围流传，孤芳自赏。即使是计划推出版权的图书也不容乐观，剑桥大学出版社高级经理朱起飞称：这几年接触的国内出版社越来越多，但推荐来的选题呈现同质化倾向，不少是艺术类图书。真正能够吸引西方读者的精品学术著作数量非常有限，有国际知名度的作者，更是少之又少。^［10］

上述话题又把我们引向编辑的学养。编辑是出版的核心，编辑的知识是否精深和广博，编辑是否具有浓郁的文化情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出版物的品质，而高品质的出版足以影响一个时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多少编辑具有浓郁的文化情怀。略加分析，出版业大致有三种情况：一类编辑没有专深和广博的知识，也缺少文化追求，进入出版行业只是为稻粱谋；一类编辑虽有知识却无文化，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具有强烈的资本意识和商业思维，但是功夫都在书外，主要精力放在资助、营销、渠道、宣传等环节，没有知识的滋养和文化的浸润，图书的品质可想而知；还有一类编辑，有学术担当，有知识，有高远境界和文化追求，把自己的生命与编辑出版事业融为一体，并从中实现人生价值。当然，讲学问和文化，并非不考虑投入产出，而是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把什么作为追求目标。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现在有些编辑陷在赚钱、赢利的圈子里，忙乱浮躁，非常短视，他们编书就像农民种庄稼，春种秋收，年底清零，第二年又是从头开始，周而复始，疲于奔命；而优秀的编辑则像种果树，开头虽然难，但只要精心培育，摘果子可以持续十年二十年，这就是经典传世，既有文化贡献，又有经济收益。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每年可重印的图书都有几万种，这就是种果树，我们哪家出版社能有这个数量？我们现在一年品种几十万，留下的精品很少，大部分都速朽消失了。

做书就是做文化，编辑只有重视知识积累，有文化关怀情结，有文化自觉意识，有文化担当责任，职业生涯的目标才不迷茫，出版物才有生命力。忽略这些再谈文化的自信和自重，就是一句空话。历史学家李文海针对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浮躁曾指出，出版界、学术界承担着历史责任，只有拿出精品，拿出不浮躁著述，不是东拼西凑，不是胡说八道，不是天马行空，而是确确实实地在对历史充分把握的基础上提出史学观点的精品，才能慢慢去排挤一些庸俗或是哗众取宠的滥书。^［11］既强调作者队伍的学术良知，也呼唤出版者的职业操守，二者相较，编辑的责任应该更重一些，因为作者有写的自由，出版则有底线。编辑应该成为出版的守门人，成为时代的导航者和文化的引领人。

三、编辑的品位修养

编辑除了要具有专深和渊博的知识，还要讲究品位修养。缺失后者，前者再丰厚宽广，也难免走偏。近年来，出版发展如火如荼，但资本的进入和商业浸染，也使传统的出版理念受到冲击。陈昕曾指出：“最近几年当出版更多地与资本联姻后，出版的本质被扭曲了，传统出版业奉行的智性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丧失了，进步主义的传统丢失了，娱乐主义开始主宰出版，出版有变成单纯营利工具的倾向。”^［12］这种情形的突出表现，就是一些编辑品位下滑，修养缺失，出版伦理扭曲。

出版传承知识与文化，服务社会和大众，是一种高雅的文化活动。编辑处于出版的核心，强调编辑的品位修养，以保证出版物健康、雅正，古今中外出版家概莫能外。叶圣陶先生在开明书店时，始终坚持“六不出”的原则，其中包括“思想倾向不好”的书不出，“趣味低级”的书不出，赢得读者的广泛赞誉。20世纪60年代，英国企鹅书屋总编辑戈德温批准出版法国漫画家西耐作品集《大屠杀》，该书把对罗马天主教会的讽刺与充满色情、渲染性感和低俗的图画结合在一起，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企鹅公司掌门人莱恩毅然将《大屠杀》全部处理掉，戈德温也被董事会辞退。^［13］对于编辑来说，你策划责编的图书就是自己形象的再现，代表了你的精神风貌。你有怎样的品位境界，图书就有怎样的品位境界。保持思想尊严和文化纯正，重视品位修炼和德性养成，应该成为编辑的不懈追求。

应该说，现在有些编辑做得不尽如人意，精神萎靡，道德缺失，品位卑下，致使在策划选题或编辑图书时热衷庸俗和势利，满身江湖气。例如，醉心于宣扬致富秘笈，鼓吹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卖弄成功学，传授官场的左右逢源和酒场的察言观色，兜售伪科学，暴露隐私，追求感官刺激，满脑子都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看看下面这些书，就知道有些编辑庸俗到了什么程度：《送礼的艺术》《把话说到领导心坎里》《圈子对了，事就成了》《关系是喝出来的——酒局应酬实用智慧》，一副无厘头市侩和玩世不恭的样子。编辑不仅策划（或是迎合默认）这样的内容，甚至还围绕这类书摇旗呐喊，鼓噪助威，如在《我不是教你玩阴的——机关中的心理学诡计》腰封上写道：“在机关混的人都要读，史上最生猛的权术教科书”，仿佛使人看到鲁迅先生所说的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有些图书，内容低俗离奇，如网络小说《和美女同事的电梯一夜》，也被编辑拿来做成纸质书，为了几个铜板竟然丧失品质。更不可思议的是，有编辑为解构经典、戏说经典铺路搭桥，经典死活读不下去，可是把经典拆解得七零八落却让他们大为兴奋，于是麻辣、水煮一起登场。甚至歪曲经典，恶心经典，一本《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让人脸红，也为该书编辑感到害羞。叶朗说过，经典事关民族气脉不容解构。从没听说过俄罗斯人以戏谑的态度翻拍托尔斯泰的作品，。^［14］在维护经典的文化价值上，编辑是有责任的。在解读经典或使经典更容易走进大众的工作中，编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朱自清的《经典常谈》、、王力的《诗词格律》都是通俗而高雅的图书，它们早已成为经典。但通俗不是庸俗、媚俗、恶俗。出版是文化，编辑应该是高品位和善良的化身。

古人读书讲究境界，要焚香，净手，弹琴，引申一层说，就是敬畏图书。之所以敬畏，是因为图书可以打开一扇知识的大门，里面有真善美。可是，面对上面所列那些庸俗之物，你还有敬畏感吗？编辑要关注世道人心，不能走向平庸、卑琐。编辑要提升品位和修养，培育悲天悯人的胸襟和救世疗人的情怀，面对五光十色的社会，必须睁大警惕的眼睛。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和教师一样，编辑也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