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复童年——另一面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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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1-06-05 13: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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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正、刘曦


因为没有童年,所以就没有童话。


在科技与医疗技术落后的年代,儿童随时都可能天折。存活的小孩,其穿着、言语和工作几乎与成人无异,他们是天生的大人。尼尔·波兹曼也在《童年的消逝》中提出,所谓“童年”的概念原本并不存在,直到出现了印刷术,知识与又字的差距让“成人”与“孩童”的区分日渐明显。


直到19世纪,才出现所谓的儿童又学,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曾经沿路兜售商品的小贩。除了生活用品,他们还叫卖一种名为“便宜书”的小册子,里面涉及的民间故事、神话童话故事剔除了过于成人化的内容,图片与又字简单明了又充满幻想,适合孩童阅读。而与此同时,民俗学家与语言学家在经过严谨地收集整理之后所正规出版的民间故事集也逐渐成为讨孩童欢心的床头书,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大名鼎鼎的《格林童话》。


事实上,大多数早斯的童话中都包含了诸如强暴、乱伦、通奸等限制级内容或者政治以及宗教的隐喻。所谓童话,往往一开始只不过是用儿童的口吻所讲述的成人故事,它们是乡间田野农夫村妇劳作时的消遣谈资,也是沙龙活动上文化精英热衷探讨的话题。


童话中的女性

我们儿时在《格林童话》中读到的《小红帽》结局大致如下:在猎人的帮助下,小红帽与外婆从狼肚子里获救,而野狼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被满肚子的石头压死。但三百多年前,夏尔·佩罗所编的童话集《鹅妈妈的故事》中的原版《小红帽》可没有这样的happyending—当小红帽被大灰狼吞噬后,故事夏然而止,且在末尾附上一句诫语:“野狼:诱拐女人的男子”。谈到这儿,有必要回溯当时的大环境。16世纪末的法国,自诩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为防王公贵族们图谋叛弯,在巴黎郊区修建宫殿供其享乐,宫内酒池肉林荒淫无度。作为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佩罗笔下的《小红帽》正是对宫廷淫乱的揭露与警示。在《鹅妈妈的故事》里有一幅为《小红帽》所配的插画:小红帽宽衣解带。向着野狼款款而去,面带潮红地与狼同床共枕。这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性暗示,“小红帽”象征情窦初开的少女,“野狼”则是精虫上脑不怀好意的男性,‘吞噬”暗喻夺去贞操。佩罗的《小红帽》实则提醒年轻女孩贞操的重要性,并告诫她们一要轻易被男性迷惑。


很明显,《格林童话》中的小红帽是经过无数次的提纯与加工的,与原型相差甚远。作为童话史上的经典角色,她的形象随着时代与地域的不同一直发生着变化。佩罗笔下的小红帽是个身着红衣的小女孩儿,当故事流入英国后,她才穿上红披风并一直延续至今。而红披风其实只是早前流行于英国乡间的传统服饰。据说在拿破仑战争欺间,当法军抵达英国海岸时,误将穿着红色披风的妇女当成英军,因此取消了进攻。小红帽中的“红色”象征着禁忌与危险,隐喻了贞洁与处女之血,也同时代表了性感与欲望。在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著名漫画家Tex Avery笔下的小红帽化身为穿着红色紧身衣的脱衣舞女郎,她扭动身段王动勾引西装革履的大灰狼;1953年蜜丝佛陀的口红广告标题就是“小红帽口红将吸引野狼出现”,广告中的女郎扎着红头巾,轻桃地瞥视躲在树丛中的男人。这种对小红帽形象的再塑造,似乎是一次对佩罗时斯的小红帽的回归与致敬。


在诸多童话中,女性角色的重要程度远大于男性。王子的出现通常是作为陪衬或者是一个英雄式的花瓶出现在故事结尾。童话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有着惊人而微妙的相似。以((格林童话》为例,在211篇故事中,有54篇出现了公王的角色,其中35篇对公王的外貌描述运用了“美丽”、“迷人”、“美丽绝伦”等词汇;个性描述大抵都是‘’温柔”、“善良”、“谦和”;一共有21位公主在等待男王角的救赎;43位公主最后结婚了,有一半嫁给了王公贵族,只有9位是王动追求爱情的。由此看来,似乎女性在童话中的形象总是美丽、柔弱、逆来顺受、等待男性拯救。这曾遭到女权王义者的不满,他们批评童话中对女王人公模式化的描述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多样人格发展的压制与践踏,女性自身的话语权被剥夺。男人根据自己的审美定义女性,并以婚姻为女性终极幸福的象征。为了达到这样的境界,女王角总是被迫从女性世界中分离,与其他女性竞争,以获得梦想中的男性。童话故事的终结很少出现女王角与家人尽享天伦之乐,也没有历久弥新的友谊,只有一个英俊出生高贵的丈夫。而事实上,这些童话中的女王角在一开始就并非尽善尽美。在欧洲记载的最早《灰姑娘》版本中,女王角是个心机巨测的女孩,她联合保姆害死了继母,让父亲娶保姆为妻,结果保姆带来6个自己的小孩,使得女王角沦为“灰姑娘”;在《白雪公王》的原版故事中,白雪公王之所以被皇后赶出去,是因为她与父王z间存在乱伦关系。这些摧毁女王角完美形象的内容在现今保留的童话中早已被剔除。


为了适合儿童阅读,童话中关于性的隐喻在演变过程中总是被首先抹掉。除了之前提到的《小红帽》之外,原版《长发姑娘》的故事中巫婆发现女孩的腰带系不上了,暗示女孩怀孕,这才让巫婆发现有王子的存在。故事中的禁锢之塔,暗示了对女性性意识的压抑;原版的《睡美人》中,公王可不是因王子的吻唤醒,而是被王子在熟睡中强奸后生下两个婴儿。嗷嗷待哺的婴儿误将母亲的手指当成乳头,却正好帮她吸出了手中的毒刺,公王因此苏醒。即便是经过内容净化的章话,也依旧摆脱不了一些通话中微妙的性暗示。《白雪公王》与《睡美人》里的王子看到已经死去或处于假死状态的女王角而深深地爱上了她们,这不得不让人产生其是否有恋尸癖的嫌疑;《蓝胡子》中丈夫与数位妻子之间的畸恋可谓给当今SM爱好者提供了最原始的参考,并成为诸多行性虐待电影的原始范本;《美女与野兽》中的女王角则简直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与恋兽癖的鼻祖。


在童话被不断篡改修正的时候,人物角色塑造往往呈现非正即恶的两极化。与完美女主角对立的,是邪恶的女巫与继母。在西万又化中女巫的负面形象与15至18世纪的猎巫运动有关,大批被视为女巫的女性惨遭迫害。在如此环境下,各种民间故事中的女巫大都外貌丑陋不堪,擅长妖术咒语,是女王角追求幸福的最大绊脚石。在早年医疗技术落后的环境下,大批妇女死于生育,许多孩童都失去亲生母亲而由之后的继母代为抚养,疏离的母子关系让继母这个形象在人们的认知中往往是冷酷无情。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诸多童话故事的开始,“母亲”这个角色总是早早死去。童话中“父亲”这个角色常常是缺失的,《白雪公王》中的国王去了哪里,《灰姑娘》中的父亲去了哪里,这些在故事中都未曾提及。然而,在男权作者的笔中,这种父亲的“缺席”恰恰是造成女巫或者继母有机可乘的条件。


可以说继母与女巫这两种身份在童话中指代的是同一层含义:邪恶势力。有趣的是,在相当一部分童话中,都可以保留对反角的残酷惩罚的描写。《格林童话》中的《灰姑娘》,结局是继母以及两个姐姐被鸟琢瞎了双眼,《白雪公王》中的王后最后被迫穿上烧得通红的舞鞋,跳舞致死。Sheld Cashdan也在《巫婆一定得死》一书中指出,童话的意义,并非灌输孩童真善美的道理,而是帮助他们处理成长过程中的内心冲突。每一个重要的童话故事其实都在处理一个独特的个性缺陷或不良特质,儿童在聆听童话故事时,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内各部分投射到故事中不同角色上,在各个角色身上存放内心对立的各种特质。童话故事把内心各个力量的冲突幻化成故事中各角色的冲突,帮助儿童解决心理上的紧张,以免影响他们对自己的感觉。不论是狠心皇后、邪恶女巫,还是刻薄的继母,凡是对王角造成致命威胁的就是女巫。“女巫,象征读者内心的弱点和缺陷。而那些完美无瑕的女主角,正是人类纯洁灵魂的化身。”


彼得·潘之死


1951年,一个名叫彼得·李维林·戴维斯的出版人在地铁卧轨自杀,当时的报纸头条即是:“彼得·潘的自杀”。


作为“彼得·潘”故事原型的李维林·戴维斯一家的三个小孩,无疑彼得是受到J·M巴里的死亡美学影响最为重大的一位,他在其出版物《太平间》中声称他感觉自己的灵魂被偷走了,并且最终在这样的情绪影响之下结束了生命,或许当他们和J·M·巴里在肯辛顿花园相遇时,这样的浮士德式的反自然契约就已然写就。


儿童又学家J}M·巴里是一个身材矮小、性格乖房的男人,童年时期就失去了哥哥大卫,为了取悦沉溺于悲痛中的母亲,他常常穿着哥哥的衣服扮演这位死去的男孩,在母亲眼中被扮演的大卫以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男孩”的形象存活于她的世界,而这样的意识也深深地植入了J·M·巴里的脑海,进而决定着他未来的创作。1896年,在囚禁于“噩梦”婚姻的同时,他又失去了姐姐和母亲,女性角色从他的生命中彻底缺席,他便常常去往肯辛顿花园漫步,并在那里结识了李维林·戴维斯一家,彼时的J}M·巴里已小有所成,在社会中具备名望与财力,他为孩子们扮怪相、讲故事,告诉他们每个孩子出生前都是自由飞翔的鸟儿,而弟弟的婴儿床边的窗户护栏则是害怕他飞走而焊制的。 J·M巴里邀请孩子们前往Black Lake Cottage做客,在这里他的妻子和巴里的好友私通,而为孩子们拍摄一本扮演海盗玩耍的相册一一《The Boy Castaways of Black Lake Island》,则既是治疗婚姻破裂的疗愈之术,也是其后大名鼎鼎的《彼得·潘》的灵感之源。


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处于一种末日前的平静之中,残酷屠戮的一战还没到来.维多利亚帝国的蛆瞿巨髦笼罩着大不列颠,王尔德在世风中煽点起一股“唯美王义”的星火,自由与青春,在无尽的享乐中被一次次赞颂着。相较于王尔德对于性向“丑闻”的大胆激进,J}M巴里则要显得克制得多,他虽然对于和女人的性爱有所躲闪且不得心应手但是他也并没有把自己对于儿童性欲的王张毫无保留地在其剧作中展现。1902年巴里出版了以彼}导潘为王要配角的小说《小白鸟》,紧跟其后的便是亚瑟·李维林·戴维斯的死于淋巴癌的讯息,1904年巴里扩展了人物情节后“童话剧”—《彼得·潘与温迪》正式登上舞台,并获得空前的好评。如同王尔德在《道林·格雷的肖像》中所追求的理想一般,永葆青春也是《彼得·潘》的王旨,彼得·潘永远定格在未长大成人前,他拥有任意飞翔的能力,居住在永无岛上,和很多一样不想长大的孩子们一起。出于这种极端亲切感的想象之下,戴维斯一家的生活被拉入现实与梦幻的灾难性漩涡z中,1910年两个家庭的欢乐时光戛然而止,继孩子们的父亲辞世之后,他们的母亲西维亚·李维林·戴维斯也死往夏末,彼得和他的兄弟们则被完全托付给了作家J·M·巴里。


生活在一个纯粹男孩子的世界里,J·M·巴里用他的死仁情结规划并催眠着彼得和他的兄弟们,不想长大是要付出代价的,在现行版本的《彼得·潘》中,剧情的终点是彼得·潘离开了那些走失的男孩们,他们都完全长大了,而传统版本里也有说法为彼{B潘杀死了那些要长大的男孩们,以血与黑暗为永无岛的居民们做播祭。爱德华时代的井然秩序之下掩藏着即将到来的死仁与战争,而不论真正的结局为何,至少对于J}M·巴里而言,他的童话并不仅仅只是讲给儿童们听的。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童年不是可以像蛇皮那样被抛弃的状态,而是一直在追求成人的生活。其必然结果是,这些潜意识的冲动一旦受到成年的镇压,就很容易和暴力行为一起反映出来。


巴里身体里与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对于儿童性欲的探索,在他的舞台剧中得以升华且隐晦地表现了出来。第一位出演彼得·潘的是一位30多岁的女演员应该说并非巧合,欲望转化为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形式而表达了出来,在削弱了性别和年龄的影响之后,巴里确保了他的作品不仅仅适用于儿童,也同样适用于成人。并且这样安排还显现着彼得·潘这个角色所代表的遏制长大的意义,青春期可以一直延续到中年,甚至死仁。而在他之前的《小白乌》中,他更是化身为一名成年男子,在床上为小男孩拭去衣物,并要求与其同床共寝,巴里用童话在他和戴维斯一家的孩子们乏间建互起一种非常态的伦理关系,他不健全的情感经历让与他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们也浸淫在极其异常的状态z中,遂依次进入彼得·潘式的恶性循环之中,拒绝成长,而压抑的性欲只能以死亡作为出口。1915年巴里最先认识的乔治去世,他参加过波尔战争,并喊出了“死亡是最精彩的冒险”这样巴里式的独白,此后巴里将爱又灌输给第四个孩子迈克尔,可不久他也在牛津与同性恋人殉情而仁,留下的遗书里似乎写满了对永无岛的哀叹。


《彼得·潘》公演之后,一位叫巴顿.鲍威尔的45岁未婚男士成为了其最热烈的崇拜者,他反复地进入剧院观看,并大加褒奖。当时,英国作为一个拥有4000万人口和12万平万英里土地的国家,试图去控制散布在1150万平方英里上的3.45亿人口,由于数量上的悬殊,大英帝国开始感到一种被围困的威胁,这种思想对鲍威尔影响极大,而1989年的流氓恐慌又使一大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青年受到关注,他们吸烟、酗酒、流连于舞厅,两次波尔战争持续了30年,这些年轻的城币居民应征入伍时,被发现体力不达标。甚而有的地区三分之二的志愿者都被退回。如同丹·凯利博士所著的《彼得·潘综合症》一书中所指出的一般.这群入永远要当处在青春期的半成年人,饮酒、极速驾驶、磕药、享受偶尔的不成熟性爱。他们可爱、蠢笨,他们就是不想工作,不想做大人该做的事。而且这群人里一定有个魅力十足的领导者,他就像是一个超级彼得·潘,总是能想出很多好点子,带领这群“男孩儿”经历各种探险,他还最能饮酒、最会说粗鄙的笑话。彼得·潘在不经意间流泻出了本属于这个童话的颓靡之意,俨然成为了一种集体心理疾病,也渐渐成为时代的标志。鲍威尔在《彼得·潘》中看到了这样岌岌可危的苗头,便埋首寻找灵感对策,古典又学、约翰·亨利希·斐斯泰洛奇、斯巴达人乃至日本武士道,他改写的《童子军活动》由26个篝火故事组成,通过禁止吸烟、喝酒、手淫和逃避兵役,鲍威尔制定了那个时代的一套反堕落理论,他将童子军内的构成阶级撤销,王要针对工人阶级的“小伙子”,作为被男孩专家认定为问题少年的他们,在鲍威尔受到彼得·潘影响后改造的童子军活动中,才变得真正从老师、父母或者雇王的控制中解放了出来,抵达了永无岛。


彼得·潘在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之后,对于它的再造也是层出不穷,最为突出的可能就是迪士尼和斯皮尔伯格分别制作的电影版《彼得·潘》。在巴里的原著中,永无岛居住着海盗、仙女、精灵、人鱼、印第安人、狮子、老虎、熊。随着时间的推移,印第安人被带有讽刺意味地改造成一群穿着硕大羽毛衣服、生活在圆顶帐篷里的一群人,而由于动物保护王义风潮的涌起,在动画片中就再也看不见猎杀动物的场景。在《铁钩船长》中.以前没有性别暗示的小精灵成为了一位窈窕仙女,甚至还亲吻了彼得,就只是为了迁就现代人的道德互场。其次,胡克船长作为一个受伤的父亲形象,也让海盗又化升温为一种流行文化,各路人马制作与海盗有关的周边产品,甚至有人专门为了海盗而书写彼得·潘前传,讲述彼得·潘和永无岛上的孩子们与海盗周旋的故事。然而,受彼得·潘影响的集大成者可能必须是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莫属,他在自己的居住地修建巨大的永无岛公园,甚至对记者宣称,“我自己就是彼得·潘。


在古希腊神话之中,潘神是牧羊神,彼得·潘的名字即来自于此,它代表音乐和舞蹈,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在彼得潘的故事里弥漫的泛神论思想,一个拥有强烈性欲和暴庆外表的可怖之神,却又是唯一一个在神话时代死去的奥林匹斯神,如芸芸众生一样,渴望永葆青春,却也有其大限之日。


匹诺曹的苦路十四站


在俄罗斯结构王义学者符拉基米尔·难克列夫维奇·普罗普的著作《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中,他将民间故事在收集整理Z后予以分类,得出关于神奇故事的31个功能项,普罗普分别给它们一个俄又字母。而他把这些字母按故事的叙述顺序排列成一条横轴,用索绪尔的结构王义语言学的术语来定义,这条横轴可以被看成功能项的组合关系。横油上的每一个字母可以被有限地替换,用于替换的功能项可以形成聚合关系。这样,阿法纳西耶夫故事集里的这,00个俄罗斯神奇故事就被抽象成了一条’神奇故事公式”。


作为童话研究的原典型著作,普罗普以结构王义的万法提出了童话中的固定恩维,而由此推衍出了童话与各种民间传说的联系因素,从而达到以又本为基础而发散进行人类学研究的目的。与此相似的是众所周知的童话《木偶奇遇记》在其宗教层面上也有着雷同的功能项,有学者认为匹诺曹与制造他的父亲的故事原型为世界上最大的秘密组织共济会。共济会字面意恩为目由石匠工会,起源两说一为参加古巴比伦巴别塔建造的石工职人工会;二为建造所罗门的耶路{散冷神殿的石匠们。电影中的匹诺曹从一块朽木被雕刻成人,在进入学校与历险之后,获得了完整的心智,与共济会宣扬博爱与慈善,以及美德精神一样,匹诺曹的造物王(“造物王”的古希腊又的字面意思为制造商、工匠或技工)在赐予他生命的同时也塑造着他的存在。不谋而合的是耶稣受难所经过的十四站被称为苦路十四站,每一站一个地点,全程显现着一个人从生到死,又从死复生的历程,其发展的元素可和匹诺曹的童话元素重合,形成属于匹诺曹的“神奇故事公式”。


《木偶奇遇记》中匹诺曹的父亲被吞入鲸鱼肚子的桥段,有学者认为暗示着《约拿书》中约拿被上帝安排的大鱼吞入鱼腹的情节,约拿静坐鱼腹呼唤着上帝的救赎,而匹诺曹在鱼肚子里发现了父亲的伟岸与重要,都将父亲这个角色作为心智开启的一种象征,历尽磨难,而后重生。


大麻与儿童十字军


如同乍为彼得·潘的隐喻的牧神之笛,对于成长中的少年而言,笛苗在童话的语境下似乎是一种洗脑术,号召打破旧有世界的牢笼与枷锁,向未知的领域进发,它不止指引了通往永无岛的道路,同样也操纵着来自德国哈默尔恩镇的孩子们。


关于花衣魔笛手的故事版本,最早源自于格林兄弟的记录,而作为真实事件,是1284年发生于德国哈默尔恩镇的130名儿童一夜间失踪被拐,不知去向。吹笛手对于失信者的报复,用笛音将城里的孩子们诱骗离开,现在在当地也还保留着两幢16世纪时的房屋,上面记载着1284年6月26日被诱拐儿童的铭又。在格林兄弟所收集的民间故事之中,童话作为记录某种隐形历史的腹语,以极其精粹的语言涵盖着丰沛的信息,而魔笛手自然也不仅仅是对基督教式善恶伦理进行教化与宣传。作为一则有具体日期的童话,它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民间传说中也屡见不鲜,可正因如此它本身的真实性才尤为值得人探索。


有学者认为该童话与历史上的儿童十字军有关。教皇所募集的十字军为了从伊斯兰教徒手中夺回圣城耶路撒冷,解救被压迫的拜占庭基督教徒,欧洲十字军组织过多次东征。1212年,东征队伍经过德国,曾在哈默尔恩招募过许多少年新兵。许多儿童在艰苦的长征过程中惨遭死仁,无一生还。美国冯内古特的《第五号屠宰场》也有提到儿童十字军这段历史。他提到的书是由查尔斯·麦克于1814年出版的《特殊的民众妄念与群众疯狂》(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书里写道:儿童+字军兴起于1213年,当时由两位僧侣想到这个王意:把德国和法国的儿童组成军队,然后把他们卖到南非当奴隶。志愿参加这个十字军的共有3万儿童,他们以为将要去巴勒斯坦。这群儿童大多从马赛运出,其中半数都因半途船沉没而淹死,剩下的一半到南非后即被卖掉。在冯内古特的笔下,他注重的是笛昔与控制之间的效应,从而书写自由与欺骗的母题,正如对于儿童十字军的传说他所热衷的是战争的谎言,而全非魔笛手的童话。据说,在那些儿童和笛手经过的邦恩街,如今已不再演奏音乐,以免再次触怒吹笛手,引发大祸。直到19世纪,人们开始在科拍贝尔山上竖了两个巨大的十字架。十字架就豆在那些儿童最后被看见的地万同样,也有一部分人认为,那个日期与,260年发生的塞迪蒙德战役有关。这场因世仇而引起的战争使哈默尔恩镇的许多青少年丧生。而发生于当时的丹麦与德国z间的战争也使大量的老弱妇孺背井离乡,躲避战乱。


哈默尔恩镇的灾难远未就此结束。14世纪,它又遭到了袭卷全欧洲的黑死病的侵袭。这种病由寄生于老鼠身上的跳蚤传染。老鼠死后,跳蚤又寄生于人身上,使人染上此病而一命呜呼。那时候的欧洲人,谈“鼠”色变,这一史实又与吹笛手故事中的情节有些相似,但由于日期各不相同,所以有学者认为,哈默尔恩吹笛手的故事有可能是源于人们对黑死病的模糊印象。


面对历史,童话汲取民间传说、神话、史实等诸般元素,在其基础上嬗变、分裂,以极其隐微的姿态保存着高浓度的原生过去。而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童话又本所指向的青少年,又在其驯化下成长,复写后的又本如镜子般让人警醒。童年的道德教化与性格塑造,就不再简单只是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反倒成为关于世界的真相的无意识的积淀。并非所有的童话都是指向光明,也并非所有的童年都没有苦难


在《杰克与魔豆》的童话中,巨人先天被赋予邪恶的标签,杰克在拯救家庭的名义下进行偷盗,最终将巨人杀死。而在另一个故事元素非常接近的童话《巨人杀手杰克》中,杰克成为亚瑟王时期的英雄主义代表。童话以特别绝对的善恶二元论来教化儿童,但往这个童话之中,同样的贪婪却得到不同的结果,以恶制恶的思维令一位入室盗窃者变得荣耀磊落。如同他攀援的豌豆藤蔓,有学者认为其不断生长的植物特征和大麻相仿,在偷盗、强奸、计划性谋杀的背后所透露出的是中世纪庶民阶级的不平等。对于灾难、战争、死仁的恐俱不断漫溶于童话之中,它们以至简的形式传达着关于青少年的社会问题与道德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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