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曹文轩，男，1954年生，江苏人，中国儿童文学作家，197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客座教授。主要作品有小说《草房子》《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根鸟》等。2016年4月4日，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
节选自曹文轩《面对浅阅读时代——儿童文学应有的观察和体悟》
我们来说孩子的阅读。
因孩子正处于培养阅读趣味之时期，所以，在保证他们能够从阅读中获得最基本的快乐的前提下，存在着一个培养他们高雅的阅读趣味——深阅读兴趣的问题。他们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未来的阅读水准。未来的专业人才，也就出于其中。如果我们不在他们中进行阅读的引导而只是顺其本性，我们就不能指望有什么高质量的阅读未来。
不久前，我曾在一次演讲中有过一个发问：儿童文学的读者是谁？听上去，这是一个荒诞的问题——儿童文学的读者当然是儿童。可是，儿童在成为读者之前，他们则仅仅是儿童。他们是怎么成为读者的呢？什么样的作品使他们成为读者的呢？回答这些问题就远不那么简单了。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那些顺从了儿童的天性并与他们的识字能力、认知能力相一致的作品使他们成了读者。可是有谁能确切地告诉我们儿童的天性究竟是什么？
古代并没有儿童文学，但儿童们并没有因为没有儿童文学而导致精神和肉体发育不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没有读过安徒生，但无论从人格还是从心理方面看，都是健康的、健全的。鲁迅时代，已经有了儿童文学，他甚至还翻译了儿童文学，他与俄国盲人童话作家爱罗先珂之间的关系还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但鲁迅的童年只有一些童谣相伴。然而，这一缺失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一个伟人。从这些事实来看，儿童文学与儿童之关系的建立，其必然性就让人生疑了：儿童是否就必须读这样的儿童文学呢？
儿童喜欢的、儿童必须要读的文学是否就是这样一种文学呢？这种文学是建构起来的还是天然的？但不管怎么说，后来有了一种叫“儿童文学”的文学，并使成千上万的——几乎是全部的儿童都成了它的读者。问题是：他们成为读者，是因为这种文学顺乎了他们天性，还是因为是这样一种文学培养和塑造，最终使他们成了它的读者？一句话：他们成为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培养、塑造的结果还是仅仅是因为终于诞生了一种合乎他们天性的文学？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在承认了儿童自有儿童的天性、是还未长高的人之后，提出了“蹲下来”写作的概念。可是大量被公认的一流儿童文学作家则对这种姿态不屑一顾。
E.B.怀特说：“任何专门蹲下来为孩子写作的人都是在浪费时间……任何东西，孩子都可以拿来玩。如果他们正处在一个能够抓住他们注意力的语境中，他们会喜欢那些让他们费劲的文字的。”蹲下，没有必要；儿童甚至厌恶蹲下来与他们说话的人，他们更喜欢仰视比他们高大的大人的面孔。
经验告诉我们：儿童确实有儿童的天性。但经验也告诉我们：他们的天性之一就是他们是可培养、可塑造的。应该有一种叫“儿童文学”的文学，但这种叫“儿童文学”的文学应该是一种培养他们高雅趣味、高贵品质的文学，而不是一味顺从他们天性的文学。
“读者是谁”的发问，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儿童文学的读者并不是确定不变的，我们可以用我们认为最好的、最理想的文字，将他们培养成、塑造成最好的、最理想的读者。
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大面积的文字只是停留在对儿童天性的呼应和顺从上。至于文学性则更无从谈起。而当下中国孩子的阅读，差不多都是没有引导的自在阅读。他们阅读着，但只是一种浅阅读。无数的出版社争相向他们提供着这些文本。有充足的浅文本供他们进行初级的享受。这些书也许是无害的，但却并不能提升他们的精神和灵魂。简单而轻松的快乐取代了一切具有深度的感受和思考。这种阅读的过程是片刻的、短暂的，没有阅读的延伸与扩大。这些书给予的，会在那个阅读者正在阅读的那段时间里全部结束，书合上之后，就像火熄灭掉一般，什么也没有了。
一种具有深度的阅读仍然是愉悦的。不同的是浅阅读的愉悦来自于阅读的同时，深阅读的愉悦来自于思索、品味与琢磨之后的刹那辉煌。阅读者的乐趣不仅仅在文本所给予的那些东西上，还在于探究与思考的过程中。浅阅读只给他们带来一种愉悦，而深阅读给他们的是两种愉悦，而这两种愉悦中的无论哪一种，都一定在质量上超越了浅阅读所给予的那一种愉悦。
书是有等级的，是有不同用场的。尽管都是书，而实际上书与书是很不一样的，得有区分。对于成长中的孩子而言，除去那些有害的不可阅读的书而外，即使都是有益的书，也还是有区分的。这些有益的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一种是用于打完精神底子再读的书。这里，我们不必去衡量前者与后者谁更有价值（当然，我个人认为，还是前者更有价值——前者是属于文学史的，是与“经典”、“名著”这些概念有关的），只是说，它们在进入孩子的阅读视野时，是有先后次序的，其情形有如用油漆漆门，先打底漆，而后才是面漆。
对于孩子而言，这所谓的打精神底子的书，简单来说，就是那种大善、大美、大智慧的书。这里，善、美和智慧，是用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它与孩子的认知能力是呼应的。它们的功能是帮助一个孩子确定基本的、合理而健康的存在观、价值观以及高雅的情调与趣味。
事实上，自有书籍以来，我们一直在为孩子的成长确认这些用于打精神底子的书，尽管因为时代的局限、认识能力的局限，有些时候，我们确认的这些书并不是十分理想，甚至还有害。但确认这类书籍的雄心和孜孜不倦的工作，却是应当肯定的。
当一个善良的、充满母爱并对自己的孩子的未来抱了巨大希望的母亲选择了某种书，我们基本上可以放心地说：那些书，就是用来为孩子打精神底子的书。相信一个母亲的直觉。如果你这样认为，那么，当一个母亲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去看某些书时，我们当对这些书表示疑问——尽管母亲们的判断并不绝对可靠。
但孩子自己对图书的选择，也许是最不可靠的。
我们在说这样的话时，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孩子的喜爱与厌烦。那些不能让孩子喜爱，而只会让他们厌烦的书，同样也是不可靠的。
我们只是要指出一个不可取的局面：当下，并未用打精神底子的文字来为那些孩子打底子，而用本来是打完底子再读的文字来打底子了。这一倒置，是很糟糕的。对于这一局面的形成，不要怪罪出版社，因为出版社完全有理由出版那些书，这是合法的。也不要怪罪作者，因为作者完全有理由写那些书，也是合法的。需要检讨的，是我们——我们这些学者、批评家。我们缺乏对这一阅读格局的剖析与解释，缺乏理论上的辨析，更缺乏警钟一般的提醒。
书是有血统的——这是我一贯的看法。一种书具有高贵的血统，一种书则血统不怎么高贵。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但你得承认：鲁迅的书、《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安徒生的书、《夏洛的网》等，都是一些具有高贵血统的书。
我这么说，并不是在说：我们阅读具有高贵血统的书，而将一切非高贵血统的书统统排斥在外。我只是说：我们并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只是一味地读那些书，而没有机会去亲近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书。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文字，毕竟是最高级的文字，它们与一个人的格调、品味有关，自然也与一个民族的格调、品味有关——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想成为高雅的人或民族，不与这样的文字结下情缘，大概是不可能的。
一个愿意成为高贵之人的孩子，读一些具有高贵血统的书,这是无法丢失的前提。
如果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属于读者的童年，而这个读者在长大成人之后就将其忘却了，这样的作品、作家当然不是一流的。一部上乘的儿童文学作品、一个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是属于这个读者一生的。儿童文学由“儿童”和“文学”组成。在适当考虑到它的阅读对象之后，我们应当明确：它的文学性，其实没有任何特殊性。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所具有的元素和品质是完全一致的——儿童文学是文学。如果只有“儿童”没有“文学”，这样的儿童文学只会停留在读者的童年，是无法跟随这个读者一路前行的。如果一个上了初中的孩子羞于谈论他在上小学时读的儿童文学作品，如果一个成人不愿提及他的童年阅读史，那么，那些所谓的儿童文学一定是很糟糕的。
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若能在一个人的弥留之际呈现在这个人即将覆灭的记忆里，这部作品一定是一部辉煌的著作。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最大幸福就在于被一个当年的读者在晚年时依然感激地回忆起他的作品。
这个境界对我而言也许非常遥远，但却是我向往的。
